这本食谱仿佛是一份鲜活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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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食谱里塞满了她自己剪下的新闻文章、她的附录、潦草的修改痕迹、她母亲食谱卡片的复印件，甚至还有她对各种食谱的评价（比如她在“农夫干草堆派”食谱的空白处写道：“不错，但还不够完美”）。食谱，尤其是社区共同创作的食谱，不仅仅代表着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劳动和意义建构；它作为一种工具，将小群体和亚社区凝聚在一起，共同塑造其身份认同。虽然《美好家园烹饪书》曾是构建国家认同的工具（我的祖母和成千上万其他与她同龄的少女在家庭经济课上都用过这本烹饪书），但《家常菜》则代表了俄克拉荷马州格雷迪县女性和家庭主妇共同创造的、具有地域特色的身份认同。正如政治学家肯南·弗格森在《烹饪书政治》一书中写道：这些（社区）烹饪书强调物质、味觉、家庭生活和创造力；它们这样做是为了规范、沟通、塑造和激励其假定读者——女性。

换句话说，它们强化了这种认同感

过编写、收集、销售和口口相传，它们增强了归 tg 到数据 属感和社区意识（79）。格雷迪县推广服务处的家庭主妇们深知，她们的食谱是社区建设和某些价值观及目标“强化”的工具。这本书的宗旨非常明确：帮助女性“获取家政及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巩固家庭，培养领导能力，参与社区服务，促进国际理解，结识新朋友”（454）。书中甚至称赞成员们“友善、乐于助人、充满创意、渴望学习并珍视家庭”（454）。“保存使我们能够对社区认同的形成进行批判和精准的分析。并非所有融入食谱的理念都是普遍适用的。”凯蒂·利文斯顿写道。保存使我们能够对社区认同的形成进行批判和精准的分析。并非所有融入食谱的理念都是普遍适用的。弗格森指出，许多社区食谱似乎“重新诠释了照料、家务乃至家庭礼仪的美德，这既适用于本书的读者，也适用于作者自身。

一方面这可以被解读为对家庭主

妇及其工作的崇敬；另一方面，也可以被解读为通过郊区核心家庭的构建和维系，对传统性别角色、性别分工乃至某种民族主义的重新诠释。食谱不仅关注家庭、熟悉和社群，也关注他者、异域和未知。至少在美国食谱中，存在着一种将“他者”引入家庭并使其驯化，以供自身使用、享受和消费的冲动。在我看来，格雷迪家庭主妇推广委员会在强调家庭温馨的同时提倡“国际化”，以及90年代版的《美好家园新食谱》力求收录“更多民族和地方特色菜肴，例如炒菜和秋葵浓汤，而非传统的肉类和土豆菜肴”（4），这并非偶然。我奶奶的食谱中设有“墨西哥菜”和“国际菜”两个章节，旨在丰富菜品选择。虽然这些菜肴颇具趣味性（我最喜欢的几道菜包括“香港鸡肉砂锅”，其中奶油蘑菇汤是关键食材，以及“墨西哥意面砂锅”），但人们不禁会思考，在整体语境下，这些菜肴的加入究竟意味着什么。



尽管这些将异域风味融入家庭

的做法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寻求理解和接纳的善意尝试，但老旧的食谱却带有一种窥视和剥削的意味。“他者性”是互联网档案馆浏览量最高的食谱中一个常见的主题。除了像《妈妈常做的菜》这样温馨的书名之外，你还会发现一些封面印着“黑人保姆”形象的南方菜谱，以及一些内容几乎全是“杂碎”的中国菜谱。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些菜谱，我们就有可能抹去曾经盛行的种族主义和饮食文化挪用的遗产。整个二十世纪，文化保护不仅在于崇敬我们的文化和社群，更在于理解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并在必要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它们。我们所保存的，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想要传承给未来的事物，以及我们想要留下的遗产（例如，我个人并不需要一份维也纳香肠裹上烧烤酱和碎玉米片的食谱。